在沉寂一段时间后，11月12日，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三次会议，要求有关部门明确未来三年国企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。于是，国企改革又开始全面提速。

据媒体透露，11月27日，在国资委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，副主任翁杰明称国资委将抓紧研究制定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，进一步明确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。翁杰明还称，2019年国资委已经进行了厅局职能调整，并开展授权放权工作，积极推进监管职能转变。

会上还提到，国资委已经正式印发了《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》。

老吴认真研读了这个实施意见。在政策精神方面，与此前国家下发的《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》(2015.11)、《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》(2017.4)、《关于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的通知》(2019.4)等文件相比较，实施意见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

通读全文，老吴认为可以将其总结为一句话，就是今后国资委要学会当股东。具体体现为：

在监管方式上，“从对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向更加强调基于出资关系的监管”。“出资关系”就是股东与被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，股东不能管企业实物形态的资产，那是侵害法人财产权，只能管价值形态的资本，当一个好股东。

另外，实施意见提出“将应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归位于企业”，就是说，应该由董事会负责重大事项的决策，而不是由股东搞行政审批。国资委只能依据股权关系向国家出资企业委派董事或提名董事人选，并委托董事进行决策。

在监管重点上，“从关注企业个体发展转向更加注重国有资本整体功能”。就是说，国资委要把自己定位为一家投资公司或基金公司，要注意股权的整体配置，讲究“投资组合”。对于符合投资方向、投资效果好的行业，国资委就追加投资，否则就退出，动态地优化资产布局，而不是钻到每家被投资企业的具体经营事务中去。

在监管方式上，以前过多地习惯于行政化管理，今后却要“依靠公司章程，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履行出资人职责，将监管要求转化为股东意志。”在这里，国资委决定把自己定位为国家出资企业的股东，讲得再直白不过了。

然而，国企可以转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，但各级国资委很难将自己完全转变成为普通的股东。毕竟，国资委是政府的特设机构，它们不是商事主体，仍具有较强的行政属性。为厘清它们的权力与职责边界，实施意见也提到了国资委该如何强化国企的战略规划和主业管理，如何规范操作混合所制改革、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，强调实行“清单管理”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自设立以来，国资委履行着国有资本出资人与监督管理者双重身份，即“老板”+“婆婆”职能。这点广为社会诟病。业界认为，双重职能会使国资委的权力过于集中，容易把企业“管死”。所以，国资委只能选择其一：要么好好当股东，要么变成 “企监会”。

根据老吴观察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一轮国企改革，并没有像学界希望的那样，让国资委只承担其中一项职能，放弃另一项职能，而是采取“既保留、又削弱”的策略，同时削弱这两项职能，表现为设立了21家“两类公司”，同时要求国资委转变监管职能，将大部分监管权力下放。

此外，本轮国企改革更强调系统性、整体性与协调性。表现为国资、国企改革同步谋划，在国企改革层面，主攻“混合所有制改革”，以此倒逼国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转变经营机制；在国资改革层面，主攻“管资本”，以管资本为主转进国资监管职能转变。

两者相得益彰，改革效果才能显现，因为如果国资监管体制不改革，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就难有突破。试想，如果国企引入了社会资本，但国资委仍然像以前那样“管人、管事、管资产”，那么，民营股东在混合所有制企业里没有话语权，他们就没就没有积极性参与混改。老吴认为，这也是为什么国资委在印发《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》的同时，又印发《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产监管职能转变的实施意见》的原因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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